好在苏春英不像她姐那么腼腆。这姑娘手脚麻利得很,单手就能和三十斤玉米面,蒸出来的窝头个个暄软蓬松,摊的煎饼薄得能透光。她有这干活的好手艺,立马成为众知青的膜拜对象。
苏春英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,可性格开朗大方,见了知青就甜甜地叫“哥哥”叫“姐姐”。她总每天热心肠地帮着知青打扫卫生,给女知青们送来大铁盆、搓衣板,教她们如何盥洗衣服。
知青们,尤其是女知青们,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妹妹,还跟着她学起了做饭。
做饭看着简单,真动起手来才知道真的够麻烦。女知青们手忙脚乱地学着,才明白这活儿既要技巧,更得靠经验。
贴饼子还好,主要的注意事项就是往滚烫的锅沿上甩面饼时,小心别烫着手。
发面就讲究了,酵母放多少,发多久,都得掐准点。发不够,蒸出来的窝窝头又小又硬,像缩水又干瘪的柿子,不好看也还不好消化;发过头了,窝头就带股酸味儿。
除了窝窝头,当地还流行摊煎饼。
学这手绝活,女知青们可没少吃苦头。先是推磨把玉米粒儿碾成粉,磨快了粉粗,磨慢了黏磨盘,讲究的是个匀称劲儿。
磨好的玉米粒还得用水发泡一晚。第二天一大早再上细磨碾。这一整套下来,纯是力气活儿。
等玉米面糊发酵得恰到好处,就被搬进灶房。想吃甜煎饼,就在面糊刚发还没泛酸时摊;想吃酸煎饼,就得等面糊微微泛酸。然后人蹲在尺半高的鏊子前,底下塞几把麦秸秆。
鏊子烧热了,苏春英手腕灵活一转,舀满玉米糊的勺子沿着鏊子中心画个圈,面糊就“刺啦”一声摊开,变成一张金黄油亮的圆饼。
她再用刮板迅速刮平,添把火,反复刮匀,直到饼薄厚一致。等边缘焦黄,散出玉米的香甜气息,她用小铲子利落地一翘一转,双手捏住边儿,“哗”地一下子整张煎饼就被揭了下来。趁着煎饼飘起来的当儿,微微转身,便把这张薄如蝉翼的煎饼摞在一旁的高粱杆儿编织的盖垫上。一张张摞起来,慢慢就甚为壮观。
如果想吃嘎嘣脆的煎饼,就要掌握住火候,让煎饼在鏊子上稍微多停留会儿。这样的煎饼泛着金黄的烘烤色,含在嘴里咬一口,嘎嘣脆,香甜酥脆,味道绝佳。
可换城里姑娘上手,不是面糊甩得四处都是,就是刮板用不对劲儿,摊出来的煎饼破得像渔网。
等煎饼摊到百来张,就开始叠煎饼。
这倒是女知青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候。学会了窍门,一张张薄饼在她们手里翻飞,转眼就摞成小山。
胡伟是集体户户长兼知青组长,觉得自己得起带头作用。他硬是半个月练成了深井打水的本事,二十米的麻绳把手掌勒出血印子,却能稳稳提上两桶清水。他还跟仇二学会了怎么挺直腰板,脚步又快又稳地用软扁担挑水,让耷拉下的水桶碰不到脚后跟。
他学会了用松球、玉米棒引燃煤炉,学会了贴饼子蒸窝头,还能炒几个简单的菜。
不到一周,胡伟的厨艺就得到了苏文明的老婆,以及苏娥、苏春英的一致好评,说他蒸的窝头暄腾好吃,样子也过得去。
知青们都知道这是善意的鼓励。他蒸的窝头虽比不上苏春英的蓬松,倒也落了个“铁馒头”的趣称。
王婷作为女知青队长,自然不甘落后。她摊煎饼时别出心裁,抹上红彤彤的熟透的柿子,把煎饼变成香甜酥脆的美食;在河边洗衣服,棒槌声能跟村里的妇女对上点儿;缝补的针脚细密整齐,连大娘们都竖起了大拇指。
转眼间分配令下来了,知青们分散到五个生产小队,每小队分三四人。常亮、聂柱、高卫东都不太情愿干农活,在胡伟和王婷提议下,三人抓阄。结果高卫东被安排去重启村小学,当民办教师,和老知青李在然一起教课。
学生上学免费,教书也是义务。村书记刘文农觉得能教娃娃们认字就是大功一件,所以照样给高卫东记工分。
当时定的规矩是:高卫东和其他知青一样,一天记七分工,劳动一天额外补助一斤小麦。
不用下地,照样有口粮。高卫东就这样成了杨柳大队里第一个脱离田间劳动的插队知青。
平时农闲还好,可一到农忙时节,知青点里就有点“炸锅”了。
最不服气的就是没当上老师的常亮和聂柱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,把大家心里那点不服气都给勾了出来。
常亮看着刚记完工分的手册,没好气地嘟囔:“他高卫东是镶了金边不成?咱们在地里累死累活才七分工,他在教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,凭啥也记满分?”
聂柱蹲在灶台边,手里的搪瓷碗“咣当”一声磕在锅沿上:“就是!赶明儿咱们得找刘书记唠唠——要不赶明儿播种,让他高老师扛着黑板下地试试!”
“行啊,这主意好!那明天你去说?”常亮立刻接了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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