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就该去找!去争取!我还怕了不成?这安排明显不合理啊!”聂柱显然懂得调动情绪,第二天便鼓噪几个社员跟他一起去讨说法。
有人听了也不满,嚷嚷着:“俺识字也不少,教娃娃肯定不比高卫东差。为啥不用俺?”“当老师多轻松啊,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,那不是享福是啥?”
刘文农起初还耐心劝导:“队里分工不同,教书是教书,种地是种地,都是重要工作,都得尊重。”
常亮一把扯下脖子上汗津津的毛巾,甩在晒得滚烫的碾场上:“刘书记,您这话说得轻巧!他高卫东在屋里摇扇子教‘啊、喔、鹅’,我们在田里累死累活——这叫分工不同?”
聂柱突然从人堆里挤出来,胳膊肘上还沾着泥巴印儿,捏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学高卫东讲课的腔调:“同学们,劳动最光荣——”特意拖长的尾音引得几个年轻人笑出声。
“他光喊劳动,他哪里劳动了?”聂柱这一质问得到了大伙儿的吆喝助威。
刘文农眉头紧锁,下意识摸了摸口袋,掏出一本被汗水浸得发软的书,翻了翻又合上,干咳两声:“队里定了人选,那是有考虑的!再说了,教书也得备课改作业……”
“备啥课啊!”人群后头响起一声。老社员赵叔一瘸一拐拄着锄头挤到前面,唾沫星子喷在晒裂的土坷垃上,“俺家小子昨晚还说,高老师上课净教他们唱歌!”
晾晒场边的老槐树上,知了像是感觉到了什么,忽然噤了声。
眼看大家的情绪越来越大,刘文农担心影响知青们和青年社员干活的心思,只好调整办法:不但减少了教课的工分,还要求高卫东和李在然他们两个老师每天一半时间上课,另一半时间必须下地干活。
上一天课记三分,剩下四分要靠地里靠务工成绩挣,这样才够领每天的口粮。
农忙时节,孩子们上小半天课,中午和下午跟着大人下地。两位老师上课的工分就降到两分,另外五分要靠在地里干活补齐。逼得这两位先生一下课就得抢镰刀割麦子。
这么一来,大伙儿心里的不平才渐渐平息。
刘文农还要求各生产小队给知青们分自留地,之后把分到的指标统一归到大队,单独给知青们划出一整块地来,让他们和社员一样靠劳动挣工分,年底按工分分粮分钱,空缺的口粮部分通过打理自留地来弥补,强调待遇必须一视同仁,不能排挤。当然,更不能搞特殊。
知青们也并非传说中那么吃不得苦、或者说“娇气十足”。他们有文化,说话斯文,种地也能用上些书本知识,提高产量,各小队社员都挺欢迎他们,生活上也能帮就帮,也不生分。
为了让知青们更快融入到农村生活中来,刘文农让苏文明负责村里所有知青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生产安排。男知青由胡伟协助管理,女知青则由王婷负责。
繁重的农活磨红了他们的皮肉,风吹日晒染黑了他们的脸颊。那刚来时白净的手,如今也布满了厚茧,粗糙得和村里老农没什么两样。
光看外表,他们几乎就是本村人了。只是,心底那份想回城的渴望,却像野草一样疯长。
这渴望久而久之,就染上了知青们的眉梢眼角,让他们时常显得沉默寡言,闷闷不乐。
这源头该从何说起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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