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达康把丁义珍的材料推到桌角，指尖在“城南地块历史权属说明”这几个字上停了两秒。
办公室只剩他一人，窗外夜色压着楼顶泛光的广告牌，映得文件纸面微微发蓝。
他没开大灯，只留一盏台灯照着桌面，像是怕惊动什么。
这份材料来得蹊跷。
丁义珍一向办事利落，从不搞这种长篇大论的申诉。
更奇怪的是，里面提到的专家评审会，时间落在他出国考察的第三天。
那天他在吉隆坡参加招商论坛，全程有录像、有签到，不可能回京主持会议。
可材料里不仅列了会议纪要，还附了签名页，那笔迹看着熟，细看又不像。
他拉开抽屉，取出一份旧档案，
是去年第三季度重大项目审批汇总。一页页翻过去，找到孙连城提交的那份延期申请。
理由写得很清楚：
资料不全，程序缺项，建议补正后再议。
当时他还在会上批评过孙连城，“效率意识淡薄”。
但现在回头看，那几项被卡住的手续，恰恰都涉及土地评估和资金流向。
李达康靠进椅背，手指敲了两下桌面。
孙连城这段时间的动作太准了。
每次丁义珍想推进项目，总能被他找出点程序问题拖住。
以前以为是官僚习气，现在想想，更像是故意卡点。
他想起三天前光明区财政局报上来的一份异常转账记录，金额不大，但路径绕得离谱，
最后流向一个注册地在境外的空壳公司。
当时他让秘书转给纪委备案，没当回事。
此刻却像根线头，慢慢缠上了丁义珍这份材料里的漏洞。
他起身走到柜子前，取出私人手机，拨通一个号码。
电话响了四声才接，对方声音谨慎。
他没提名字，只说要查近半年所有与山水集团有关的土地交易备案，特别关注补偿款去向。
对方迟疑了一下，问是不是上级有指示。
他说没有，只是个人想核实些情况。
挂了电话，他盯着天花板看了片刻，转身打开保险柜，拿出一台老式录音笔。
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，重要会议都会私下录一段。
他翻出两周前班子会的音频，戴上耳机，一段段听过去。
孙连城发言不多，但每句话都踩在关键处。
说到城南地块时，他提出需要重新核对原始批文编号，因为系统存档和纸质件对不上。
当时丁义珍立刻反驳，说这种小事不用较真。
李达康记得自己还点头附和了一句：“别耽误进度。”
可现在再听，孙连城的声音平静，逻辑严密，根本没有推诿的意思。
第二天上午九点，丁义珍被叫到市委大楼。
李达康坐在办公桌后，语气如常：
“你交的材料我看了。
组织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问题。”
丁义珍连连点头，额头上渗出细汗，说话时右手不自觉地搓着左手腕表带。
李达康注意到，那块表最近换了新表盘，金边闪亮，和他平时穿的西装不太搭。
送走丁义珍，李达康拿起内线电话，让秘书通知孙连城过来一趟。
孙连城进门时带着一个牛皮纸袋，放在桌上后站得笔直。
李达康没让他坐，直接开口：
“你三次压住城南项目的审批，理由我都看了。
现在我要听你说实话，这些程序问题，是不是有人授意你这么做的？”
孙连城摇头：“没人授意。
我只是按规矩办事。如果哪条不合流程，您尽管指出来，我立刻整改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偏偏盯住这块地？”李达康身体前倾，
“丁义珍说是你故意刁难，影响全市招商引资大局。”
“我不是针对谁。”孙连城声音平稳，
“但我不能看着一笔三千万的补偿款，通过三家注册不到三个月的公司，最后转到国外账户。
这笔钱名义上是拆迁补助，可名单上的户主，有六个已经去世两年了。”
李达康沉默了几秒，目光落在桌上的文件夹上。
他缓缓翻开，指着其中一页：“你说的资金流转图，有没有证据支撑？”
孙连城从纸袋里抽出几张复印件，轻轻推过去。
上面是银行流水截图、企业注册信息和一份匿名举报信的摘录。
举报信里提到，丁义珍曾私下联系某评估机构，要求将地块估值虚抬40%，差价由第三方公司承接。
李达康一页页看完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划过。
他忽然问：“你早就知道这些？”
“我知道的不多。”孙连城说，
“但我清楚一点，有些事一旦放行，就再也收不回来了。”
李达康抬头看他，眼神复杂。
片刻后，他拿起红笔，在审批材料上写下一行字：
“请核实资金最终去向。”然后合上文件夹，递还回去。
孙连城接过材料，转身离开。走廊灯光打在他肩上，影子拉得很长。
他走出市委大院时天色阴沉，风卷着落叶贴着地面打转。
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文件，那行批注清晰可见。
他知道，这不只是一个批示，
而是一道裂缝，有人开始看见不该被忽略的东西了。
回到办公室，他把材料放进抽屉，顺手摸了摸桌角的望远镜模型。
刚坐下，电话响了。
是财政局的小张，声音压得很低，
“孙区长，刚才市纪委的人调走了我们上个月的账目副本，说是例行抽查……
但他们是冲着城南地块去的。”
孙连城应了一声，挂了电话。
他没动，也没翻文件，只是盯着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。
下午四点二十三分，阳光斜切过窗框，在地板上划出一道明暗交界的线。
他伸手关掉了台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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